●能源法以立法形式將清潔高效理念嵌入能源治理全鏈條。這一理念的落地，既需要法律制度的剛性約束，又需要技術創新的柔性賦能
●從近期看，能源法重在打破能源種類、區域、主體的制度壁壘；從中長期看，能源法重在合理發揮新能源地域互補優勢，推動形成橫向互動、縱向互補的新格局
●能源法將“保障國家能源安全”作為立法目的，提出一系列能源供應保障制度，確保能源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
●能源法推動傳統煤電產業實現深刻的價值重塑：從單純的電力商品生產者向現代能源服務體系支撐者轉變，從單一經濟價值載體向綜合能源安全基石跨越
2025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能源法》，是習近平法治思想在能源領域的生動實踐，標志著我國能源治理進入法治化、現代化的新階段。這一能源領域的基礎性立法，把握綠色低碳轉型大趨勢，對煤炭行業在保障國家能源安全、推動能源高質量發展、科技創新等方面提供了規范指引，并以“清潔高效、多能互補、韌性支撐、價值重構”為法治路徑，為推動煤炭行業實現系統性重塑提供了堅實的法律保障。
清潔高效：法律約束與技術賦能結合
在“雙碳”目標引領下，清潔高效已成為能源革命的核心理念。能源法以立法形式將清潔高效理念嵌入能源治理全鏈條。這一理念的落地，既需要法律制度的剛性約束，又需要技術創新的柔性賦能。二者如同車之雙輪、鳥之兩翼，共同推動能源從粗放式增長向高質量發展躍遷。能源法強調能源開發與環境保護的協調發展，要求建立健全保障能源安全和綠色低碳轉型的能源標準體系、推動重大能源工程的科技攻關與示范應用、完善綠色能源消費促進和消納保障機制，確立了能源綠色低碳轉型制度依據，為助力實現“雙碳”目標提供了具體方案。
2024年，我國能源消費總量59.6億噸標準煤，其中煤炭消費量同比增長1.7%，煤炭消費量占能源消費總量比重為53.2%。能源法將煤炭清潔高效利用列為法定義務，并提出淘汰落后產能等具體要求。能源法的施行，既將煤炭企業推入“不轉型即淘汰”的生死局，又為其打開了“技術革命+模式創新”的躍遷窗口。技術是破局的“催化劑”。煤炭行業依靠規模擴張、產量增加的傳統發展模式難以為繼；煤炭企業不能再走“雙高”經濟依賴老路，必須通過技術賦能，與前沿科技接軌，加快綠色低碳智能開采技術研發應用，從機械化、自動化向低碳化、智能化轉變，使煤炭開采逐步由“人力驅動”向“科技驅動”轉型，實現“勞動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轉變，走出一條資源利用效率高、創新能力強、經濟效益好、安全智能水平高、綠色低碳可持續發展的新路。
多能互補：協同發展與增量替代結合
能源法明確提出，國家推動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鼓勵發展分布式能源和多能互補、多能聯供綜合能源服務。此舉重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成本、減小環境影響以及增強能源供應可靠性和靈活性等。多能互補是保障能源安全、實現能源轉型、促進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是未來能源發展的必然趨勢。從近期看，能源法重在打破能源種類、區域、主體的制度壁壘，加快存量煤電項目改造，通過靈活性改造提升調節能力，結合送端近區新能源開發條件、出力特性，以及受端系統消納空間，努力擴大就近打捆新能源電力規模。從中長期看，能源法重在合理發揮新能源地域互補優勢，優先匯集近區新能源電力，優化配套儲能規模，打造基地化開發外送增量項目，推動形成橫向互動、縱向互補的新格局。
自2013年起，我國加快新能源領域投資，能源結構經歷了快速的綠色低碳轉型，新能源裝機規模快速提升。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能源研究所發布的《中國能源轉型展望2024》指出，2023年，中國發電裝機結構中，非化石能源發電裝機占比53.9%，化石能源發電裝機占比46.1%。到2060年，中國發電總裝機需要達到105.3億千瓦至118.2億千瓦，是2023年的4倍左右。其中，可再生能源發電裝機占比將達到96%左右，可再生能源發電量占比將達到93%至94%。在這個進程中，新能源的增量替代效應更加明顯。國家有關部門也將加快制定多能互補系統能效、碳排放核算等國家標準，與能源法要求的“能源標準體系”對接。未來30年，在堅持“先立后破”的基礎上，伴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發電能力提升和電力系統控制能力逐步提高，煤電將從基荷電源向調節電源、備用電源逐步轉型，構建形成“煤炭保供+新能源增量”的新型能源系統。
韌性支撐：安全保供與市場機制結合
能源安全關系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全局，是最重要的安全之一。能源法將“保障國家能源安全”作為立法目的，提出一系列能源供應保障制度，發揮煤炭的基礎保障和系統調節作用，壓實能源供應企業能源服務和保供責任，確保能源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近年來，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扎實推進，能源消費保持較快增長，安全保供是當前我國能源領域的重中之重。如何平衡安全保供和轉型發展，能源法指明了破題方向。
2024年4月，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家能源局聯合印發的《關于建立煤炭產能儲備制度的實施意見》明確指出，深化煤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新產能管理機制，完善產能儲備政策，更好發揮煤炭在能源供應中的兜底保障作用；到2030年，產能儲備制度更加健全，產能管理體系更加完善，力爭形成3億噸/年左右的可調度產能儲備。能源法將這一能源儲備和應急制度上升為法定要求，進一步推動建立和完善能源預測預警體系，提升安全風險防范與應急管控能力，保障能源安全、穩定、可靠、有效供給。同時，配套提出了能源市場體系建設要求，主要規定了能源交易市場建設、能源價格形成機制、自然壟斷環節監管、市場化保供穩價機制等方面制度，進一步從法律上明確了“國家推動能源領域自然壟斷環節獨立運營和競爭性環節市場化改革”“支持各類經營主體依法按照市場規則公平參與能源領域競爭性業務”“能源輸送管網設施運營企業應當完善公平接入和使用機制”，為能源市場引入更廣泛的競爭機制提供了高效力的法律支持。在二者的協同配合下，短期內通過儲備基地與應急機制筑牢安全底線，中長期以市場機制推動能源結構轉型，最終實現“安全保供”與“綠色低碳”的動態平衡。這一路徑既是對我國能源資源稟賦的務實回應，又是全球能源轉型中的創新實踐。
價值重塑：能源商品向能源服務升級
能源轉型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社會工程。中國需要在不到40年的時間里先越過碳排放峰值、再實現碳中和，挑戰大、任務艱巨。在這一背景下，能源法需要推動傳統煤電產業實現深刻的價值重塑：從單純的電力商品生產者向現代能源服務體系支撐者轉變，從單一經濟價值載體向綜合能源安全基石跨越。在煤炭“黃金十年”時期，煤炭作為“工業糧食”，其價值體現在燃燒產生的千瓦時上，產業鏈條始終沿著“開采—轉化—銷售”的線性模式展開。這種以商品屬性為主導的發展范式，在推動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也帶來了資源錯配、環境透支、機制僵化等深層次矛盾。“雙碳”目標進入倒計時，可再生能源占比持續攀升，傳統能源體系已難以適應新型電力系統波動性、間歇性的新特征。
能源法明確提出“構建清潔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體系”，其深意在于打破傳統能源價值評估體系，即延續數十年的“電量至上”思維。煤電的價值衡量標準，正在從發電量、利用小時數等量化指標，轉向對電力系統靈活性調節、極端情況保供能力、可再生能源消納支撐等系統服務功能的評價。這種轉變使煤電從“前臺主演”轉變為“幕后支撐”，在保障能源安全的同時，為新能源發展騰出空間。2023年，我國煤電裝機容量占比降至40%以下，但貢獻了60%以上的容量支撐和70%的調峰服務。這種“裝機比重下降、系統價值上升”的特征，印證了能源屬性轉型的必然趨勢。在浙江虛擬電廠試點中，30萬千瓦煤電機組通過靈活性改造，配合儲能設施為電網提供分鐘級響應服務，其單位容量創造的價值較單純發電提升3倍以上。這些實踐折射出，能源系統的價值創造方式，正在從資源消耗型向服務增值型演進。這一過程不會一蹴而就，既需要突破傳統定價機制的束縛，又依賴跨區域、跨產業鏈的政策協同，最終實現能源安全、低碳轉型與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多維平衡。
（作者系貴州省六盤水市人大常委會機關黨組成員、副秘書長）
來源：中國煤炭報